阿米尔到恤孤院寻找哈桑的儿子索拉博,
却被告知孩子在一个月前已被一个塔利班官员带走,
目前生死未卜,
阿米尔悲愤难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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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卡勒德·胡赛尼
演播:徐涛
此书已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
我站在爸爸房子的大门外面,
我把手放在锈蚀的铁栅上,
回忆起儿童年代,
为了一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、
但当时觉得至关重要的事情,
我曾成千上万次跑过这扇大门。
我望进去。
车道从大门伸进院子,
当年夏天,
我和哈桑就在这里轮流学骑自行车,先后摔倒,
它看起来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宽。
柏油路裂开闪电状的缝隙,
从中长出更多的野草。
多数白杨树已经被伐倒,
过去哈桑和我常常爬上那些树,
用镜子将光线照进邻居家里,
那些仍就伫立着的树如今叶子稀疏。
病玉米墙仍在那儿,
然而我没有看到玉米,
无论病的还是健康的。
油漆已经开始剥落,
多数处已然整块掉下。
草坪变成了棕色,
跟弥漫在这座城市上空的尘雾一样,
点缀着几处裸露的泥土,
上面根本没有东西生长。
车道上停了一辆吉普,看上去全然错了:
爸爸的黑色野马属于那儿。
很多年前,
野马的八个气缸每天早晨轰轰作响,将我唤醒。
我看见吉普下面漏着油,
滴在车道上,活像一块大大的墨渍。
吉普车后面,一辆空空的独轮车侧倾倒地。
车道左边,
我看不到爸爸和阿里所种的蔷薇花丛,
只有溅上柏油的泥土和杂草。
法里德在我背后揿了两次喇叭。
“我们该走了,老爷。
我们会惹人疑心的。”
“再给我一分钟就好。”
房子本身远不是我自童年起便熟悉的宽敞白色房子。
它看上去变小了,
屋顶塌陷,泥灰龟裂。
客厅、门廊,还有楼顶客房的浴室,
这些地方的窗户统统破裂,
被人漫不经心地补上透明的塑料片,
或者用木板钉满窗框。
曾经光鲜的白漆如今黯淡成阴森的灰色,
有些已经蜕落,露出下面层层砖块,
前面的台阶已经倾颓。
和喀布尔其他地方相比如此相似,
我爸爸的房子一派繁华不再的景象。
我看到自己那间旧卧房的窗户,
在二楼,房间的主楼梯以南第三个窗户。
我踮起脚,除了阴影,
看不见窗户后面有任何东西。
二十五年前,
我曾站在同一扇窗户后面,
大雨敲打窗片,
我呼出的气在玻璃上结成雾。
我目睹哈桑和阿里将他们的行囊放进爸爸轿车的后备厢。
“阿米尔老爷。”法里德又在喊了。
“我来了。”
发疯似的,我想进去。
想踏上前门的台阶,
过去阿里经常在那儿,
要我和哈桑脱掉雪靴。
我想走进门廊,闻闻橙皮的香味,
阿里总是将它们扔到炉里,跟锯屑一起燃烧。
我想坐在厨房的桌子边,
喝茶,吃一片馕饼,
听哈桑唱古老的哈扎拉歌谣。
又是一声喇叭。
我走回停在路边的陆地巡洋舰。
法里德在车里吸烟。
我跟他说“我得再去看一件东西。”。
“你能快点吗?”
“给我十分钟。”
“那么,去吧。”
“都忘了吧,让它容易一些。”
“让什么容易一些?”
“活下去。”
“你还要看多少东西?
让我替你省下麻烦吧。
你记得的东西,没有一件存下来。
最好都忘了。”
“我不想再遗忘了,等我十分钟。”
当我们爬上爸爸房子北边那座山的时候,
我们,我和哈桑,几乎一点汗都没出。
我们在山顶奔走嬉闹,彼此追逐,
或者坐在倾斜的山脊上,
在那儿可以将远处的机场尽收眼底。
我们看着飞机起降,又嬉闹起来。
如今,当我爬上崎岖的山顶,
气息粗重,仿佛要喷出火来,
脸上汗水直流。
我站着喘了好一会,身子一阵刺痛。
然后我去看那废弃的墓园,
没费多少时间就找到了,它仍在那儿,
那株苍老的石榴树也在。
我再次倚着墓园的灰色石门,
哈桑就在里面埋葬了他母亲。
过去那扇折叶松脱的铁门已经不见了,
浓密的杂草已经占领这片土地,
几乎将墓碑全部掩埋。
两只乌鸦栖息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。
哈桑在信中提到,
石榴树已经多年没有结果实了。
看着那枯萎凋零的树木,
我怀疑它是否能够再次开花结果。
我站在它下面,
想起我们无数次爬上去,
坐在枝桠上,双腿摇晃,
斑驳的阳光穿过树叶,
在我们脸上投射出交错的光和影。
我嘴里泛起强烈的石榴味道。
我屈膝蹲下,双手抚摸着树干。
我见到我所要找的,刻痕模糊,
几乎全然消退,但它仍在:
“阿米尔和哈桑,喀布尔的苏丹。”
我用手指顺着每个字母的笔画,
从那些细微的裂缝刮下一点点树皮。
我盘膝坐在树下,
朝南眺望这座我童年的城市。
曾几何时,家家户户的围墙都有树梢探出来,
天空广袤而澄蓝,
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晾衣线挂满衣物。
如果你仔细听,
兴许你甚至能听到来自瓦兹尔·阿克巴·汗区的叫卖声,
兜售水果的小贩高声:
樱桃!杏子!葡萄!
日落时分,
你还可以听到钟声,
来自沙里诺区的清真寺,
召唤人们前去祷告。
我听见喇叭声,看到法里德朝我招手。
是该走的时候了。
我们又朝南驶去,回到普什图广场。
我们和好几辆红色的皮卡擦身而过,
车斗上挤满荷枪实弹、留着大胡子的年轻人。
每次遇到他们,法里德都会低声咒骂。
我付钱住进了普什图广场附近一间小旅馆。
三个小女孩穿着统一的黑色服装,戴着白色头巾,
紧贴着柜台后面那个瘦小的四眼佬。
他索价75美元,那地方相当破落,
这个价格简直匪夷所思,但我并不在乎。
为了给夏威夷海边的房子付款漫天要价是一回事,
为了养活孩子这么做又是一回事。
房间里没有热水,破旧的厕所无法冲水。
只有一张铁床,一张破褥子,
一条旧毛毯,角落摆着只木椅。
正对广场的窗户破了,还没修补。
我放下行李箱,
发现床后的墙壁上有块干了的血迹。
我给法里德钱,让他出去买吃的。
他带回四串热得滋滋响的烤肉,
刚出炉的馕饼,还有一碗白米饭。
我们坐在床上,埋头大吃。
毕竟,喀布尔还有一样没有改变的事情:
烤肉依然如我记忆中那般丰腴美味。
那天晚上,我睡床,法里德睡地板,
我额外付了钱,
让老板取来一条毛毯,给法里德裹上。
除了月色从破窗倾泻进来,再无其他的光线。
法里德说老板告诉过他,
喀布尔停电两天了,
而他的发电机需要修理。
我们谈了一会。
法里德告诉我他在马扎里沙里夫长大的故事,
在贾拉拉巴特的故事。
他告诉我说,在他和他爸爸加入圣战者组织,
在潘杰希尔峡谷抗击俄国佬之后不久,
他们粮草告罄,只好吃蝗虫充饥。
他跟我说起那天直升机的炮火打死了他父亲,
说起那天地雷索走他两个女儿的命。
他问我美国的情况。
我告诉他,在美国,
你可以走进杂货店,
随意选购十五或者二十种不同的麦片。
羊羔肉永远是新鲜的,牛奶永远是冰冻的,
有大量的水果,自来水很干净。
每个家庭都有电视,每个电视都有遥控器,
如果你想要的话,可以安装卫星接收器,
能看到超过五百个电视台。
“五百个?”
“五百个。”
我们沉默了一会。
我刚以为他睡着,法里德笑起来。
“老爷,你听过纳斯鲁丁毛拉的故事吗?
他女儿回家,抱怨丈夫打了他,
你知道纳斯鲁丁怎么做吗?”
我能感到他在黑暗中脸带微笑,
而我的脸上也泛起笑容。
关于那个装腔作势的毛拉有很多笑话,
世界各地的每个阿富汗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。
“他怎么说?”
“他也揍了她,然后让她回家告诉她丈夫,
说毛拉可不是蠢货:
如果哪个混蛋胆敢揍他的女儿,
毛拉会揍他的妻子以示报复。”
我大笑。
部分是因为这个笑话,
部分是由于阿富汗人的幽默从不改变。
战争发动了,因特网发明了,
机器人在火星的表面上行走,
而在阿富汗,我们仍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。
“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?
有一次毛拉骑着他的驴子,
肩膀上扛着一个重重的袋子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有个路人问,你为什么不把袋子放在驴背上呢?
这毛拉说:‘那太残忍了,我已经压得这可怜的东西不堪重负了。’”
我们轮流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,
全都讲完之后,
我们再次陷入了沉默。
“阿米尔老爷?”
法里德惊醒了睡意朦胧的我。
“怎么?”
“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?
我是说,你为什么真的到这里来呢?”
“我告诉过你。”
“为了那个男孩?”
“为了那个男孩。”
“真叫人难以相信。”
“有时候,我也无法相信自己竟然来到这里。”
“不……我想问的是,为什么是那个男孩?
你从美国漂洋过海,就为了……一个什叶派信徒?”
这句话让我再也笑不出来,睡意全消。
“我累了。我们睡觉吧。”
法里德的鼾声很快在空荡荡的房间响起。
我睡不着,双手交叉放在胸前,
透过那扇破窗,望着星光闪闪的夜空,
想起人们对阿富汗的评论,也许那是对的。
也许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。
我们走进伽兹体育馆入口通道的时候,
喧哗的人群正在纷纷入座。
台梯状的水泥看台上挤满了几千人。
儿童们在过道嬉闹,上下追逐。
空气中散发着辣酱鹰嘴豆的味道,
还有动物粪便和汗水的臭味。
法里德和我走过那些兜售香烟、松子和饼干的小贩。
有个骨瘦如柴的男孩身穿斜纹呢夹克,
抓住我的胳膊,在我耳边低语。
问我要不要买些“性感的图片”。
“非常诱人,老爷。”
他说着机警的眼睛四下扫视
让我想起一个女孩,早几年的时候,
在旧金山田德龙区街头,她竭力劝我买毒品。
那男孩拉开夹克的一边,
让我匆匆看一眼他的性感图片:
印度电影的明信片,
上面是媚眼如丝的女演员,
穿着全套衣服,躺在男人怀里。
“多么性感。”
“不了,谢谢。”
我说着把他推开,继续走。
“他要是被抓住,
他们会用鞭子打得他父亲从坟里醒过来。”法里德低声说着。
当然,票上没有座位号码,
没有人礼貌地指引我们到哪一区、哪一排就座。
从来就是这样,即使在旧时君主制的那些岁月。
我们找到一个视线很好的位置坐下,就在中场左边,
不过法里德那边有点挤,推推搡搡的。
我记得在1970年代,爸爸常带我到这里看足球赛,
那时球场上的草多么绿啊。
现在则是一团糟。
到处都是洞和弹坑,
特别引人注意的是,
南边球门门柱后面,地上有两个很深的洞,
球场根本没有草,只有泥土。
等到两支队伍各自入场
天气虽然很热,所有人都穿着长裤
他们开始比赛,球员踢起阵阵尘雾,
很难看到球在哪里。
年轻的塔利班挥舞着鞭子,
在过道来回巡视,鞭打那些喊得太大声的观众。
中场的哨声吹响之后,他们将球员清走。
一对红色的皮卡开进来,
跟我来这城市之后到处都见到的都一样,
它们从大门驶进体育馆。
一个妇女穿着蓝色的蒙头长袍,
坐在一辆皮卡的后斗上。
另外一辆上面有个蒙住眼睛的男子。
皮卡慢慢绕着场边的跑道开动,
似乎想让观众看得清楚一些。
它收到了想要的效果:
人们伸长脖子,指指点点,踮着脚站起。
在我身旁,法里德低声祷告,喉结上下蠕动。
红色卡车并排驶进球场,卷起两道尘雾,
阳光在它们的轮毂上反射出来。
在球场末端,它们和第三辆车相遇。
这一辆的车斗载着的东西,
让我突然明白了球门后面那两个洞究竟起何作用。
他们将第三辆卡车上的东西卸了下来。
意料之中,人群窃窃私语。
法里德悲哀地说“你想看下去吗?”。
“不。”
我有生以来,
从未有过如此强烈地想离开一个地方的渴望,
“但我们必须留下来。”
刚刚目睹了塔利班的暴行,阿米尔胆战心惊,
但为了营救索拉博,他勇敢的决定与带走索拉博的塔利班头目会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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